2022年，台灣作為一個試圖維持普世人權基準與民主生活的政治體，受到來自中國嚴重的軍事威脅。不過，二次戰後的人類歷史證明，外患的武力侵略，絕不是運營民主憲政體制國家覆亡的主要原因。馬基維利曾說，共和國即使因外患 — 通常必然是來自君主獨裁國 — 而一時亡國，但曾享有自由的記憶，是不會消滅的。所以，只要人民存有對自由人權的渴望，國家應不致被真正消滅。台灣現在面臨存亡的迫切危機，其實是人民已逐漸喪失了對民主自由的堅定信念、喪失了對公民權利的抵死堅持。香港從1997年伊始的淪亡，不只是提供給我們「沒有主權，就沒有人權」的後見之明，更證實了主權的淪喪，其實是肇因自人民對自身人權的放棄。

冷戰過後，由於新自由主義與資本全球化的氾濫，試圖以綏靖主義扶持中國的廉價生產，不但默許了中國人權的不斷惡化，更全面拉低了世界堅持基本人權的底線。先進且成熟的歐美民主國家，雖然終於驚覺中國已被自己豢養為一只「赤納粹化」的巨靈，卻並未因此就與台灣聯手，共同抵禦中國逆流。何以致之？究其理由，難道不是因爲他們懷疑，其實根底潛藏權威崇拜心理、任由凌弱暴寡本能蠢蠢欲動的台灣社會，在中國霸權的威嚇之下，終究無法堅持民主人權防線而全面棄守？畢竟近年來因兩岸頻繁往來，島內商賈與中國政軍利害糾結，誰能期待這些實際左右台灣政治走向的富人、左膠與黑道，在關鍵時刻，不會丟盔棄甲，拿著台灣的民主人權，血祭向中國投降的白旗？

這個集體逃避自由人權的預告，並不是危言聳聽。事實上，1980年以來不斷鞭策監督台灣民主憲政體制的公民社會力量，到了2016年後，多數不是被收編建制，就是慘遭修理漠視。沒有了公民社會力量，在教科書上被視為理之所然的自由人權，就無法被用來洗滌過去在威權統治下曾懦弱乞憐的闇黑記憶，深化重建一個亞洲新興人權政治體的集體意識。更讓原本期待能一舉變身台灣為人權大國的轉型正義工程，被有意識地終結為求乞和解共業的偽善封包。台灣社會也因此錯失了表態與封建威權中國徹底切割的良機。

為何作為台灣公民人權防線的公民社會，反而在政治理想終獲實踐可能的時刻，一蹶不振？繼續辯證民主自由文本的力量，陷入青黃不接，應該就是主因。也是現今台灣面臨的最大危機。公民社會必須重振旗鼓，才能避免集體逃避自由人權的末日預言，在中國的文攻武嚇下，變成真實惡夢。重振台灣公民社會旗鼓的工具，將不再是階級翻轉，不再是民族解放，而是對台灣次世代人權與人性尊嚴的想像力，這個想像力，必須有一個聯盟，作為集體參與織造的平台。她就是台灣公民人權聯盟。

台灣公民人權聯盟想做什麼？能做什麼？

台灣公民人權聯盟將致力於強化國民的公民意識，藉由重新集結公民社會團體，籌建監督與深化台灣自由人權的力量，共同糾彈任何違反或侵犯普世人權基準的行政、立法與司法作為，使作為一個亞洲新興人權政治體的集體意識，成為保衛台灣免於中國併吞的精神盾牌。

在具體方法上，台灣公民人權聯盟將先從提供受國家侵害的個案法律救援開始著手。其次，將廣徵實務與學術界各方高見，重新推動已被擱置多年的司法改革，包括仍屬威權獨裁遺緒的現行檢察制度與審判體系，使之被重塑為符合現代民主法治國家標準的維權機制。因為唯有執行公民集體意志的司法權，才能提供使台灣公民社會恬然無懼、自信面對霸權威嚇的精神心理。公民社會愈益強大，人權與人性尊嚴才能受到完整保障，國家權力也才能在自由民主憲政秩序授權範圍內，忠實履行公民所交付的義務。

以推動改革現行檢察制度為例，近代台灣檢察制度，於日治時期承襲舊歐陸威權體制，戰後再由國民黨摻以中國經驗，自始就是審檢不分。大法官雖於1960年做成釋字第86號解釋，要求檢審分隸，惟遲至1980年才緩步實施，惟檢察官迄今仍自我定位為司法官，擁有部分強制處分權，壟斷所有案件之起訴，導致濫權起訴或不起訴之情形層出不窮，例如過去的謝清志案、檢察官率警私審幼童案，以及眾多錯誤、草率起訴案例。檢察官不但與辯護人武器不對等，濫權起訴上訴不受國家賠償法救濟，且因其司法官身份之保障，幾乎無從咎責汰除。如此威脅台灣公民人權之體制，有賴台灣公民人權聯盟藉由號召公民社會，包括偕同司改團體，參與包括廢偵查庭運動、脫法袍運動、甚至是除惡檢運動，以及使檢察官與辯護人武器對等運動，加以改造。繼以逐步推動建立雙偵察主體制度，制定專法重賦予檢察官新地位，制衡官僚壓力，貫徹檢察一體，防止濫權，護衛人權。

保衛台灣民主自由體制的終極武器，不僅是硬體的船堅砲利，更需要面對威嚇利誘時，仍能堅定不移的公民勇氣。如果台灣自身的憲政體制都無法保障人民所需的基本人權，又如何期待在關鍵時刻，能獲得台灣人民一致共禦外侮的支持，甚至是同屬自由民主陣營國家的聲援？期許重新整隊台灣公民社會，以維護、深化台灣公民權利的台灣公民人權聯盟，需要你我的支持！

1.強化公民意識，遏止司法濫權，杜絕枉法裁判，維護民主法治價值。

2.檢察官脫下法袍，廢除偵查庭，清除威權體制遺毒。

3.取消檢察官強制處分權，賦予辯護人必要之調查權。

4.檢察首長的產生必須具備民意基礎。

5.逐步建立雙偵查主體制度。

6.推動檢察官專法，檢察官回歸公訴人角色。

7.效法美國公民自由聯盟（ACLU），籌組人權律師團，對違法濫權者進行究責。

8.推行人權法庭模擬審判司法濫權者，突顯現有究責途徑之不足。